这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

钱钟书先生对此也有精辟的考论： 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国语·周语下》）文王质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希望后代也能这样。

孟子在民本的基础上强调德治，又在这个基础上强调教民。孔子推崇周文王、周武王其实还包含了对二人不同思想与政治倾向的中道整合，这样才能以文武之道为指导，推行文武之政。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就是说，文武之道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就是一张一弛，文武兼用的文武之政。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对徐偃王的做法《盐铁论·和亲》这样评论的：昔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受命十一年，商纣王不顾虑财政，持续发动征讨东南夷的战争，已把商朝弄得国困民乏。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O《孙子注序》亦云：兵者，刑也。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尚书·皋陶谟》就把礼刑同论：天有五礼，五礼有庸，天讨有罪，五刑五用。称武帝、武王者，言其崇尚武力，长于攻伐，创下赫赫战功也。

武王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文王以德行、文略而使天下归心。钱钟书先生对此也有精辟的考论： 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这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德刑并用，才能有和谐的政治。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泛兮的社会，或者是《庄子·马蹄》所描绘的至德之世。

文武之政体现为王霸兼用。德能绍尧，故乐名《韶》。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要重视刑罚的作用，但他也认为通过礼义教化是可以改恶向善的。就是说，孔子在站在文武之道的高度来推行文武之政的。

百仞之山，重载陟焉，何哉？陵迟故也。《礼记·祭统》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

据甲骨文,人持戈行进,表示要动武。对徐偃王的做法《盐铁论·和亲》这样评论的：昔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

史载徐偃王乃西周时徐国国君。据《汲冢周书》：刚强直礼曰武。明人茅元仪《武备志·自序》就说: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途。《孔子家语•执辔》篇记述了孔子以驾车比喻治国，在回答闵子骞问政时说： 以德以法。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御马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

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

《汉书·地理志下》：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春秋时期，尽管王道衰微，诸侯争霸，而管仲、子产还能礼法合用，尊王攘夷就是当时标示王霸共存的一个口号，起过一定的实际作用，即对华夏共同体起过凝聚的作用，也对王道的急剧衰微提供过延缓的作用。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刘向对徐偃王的失败总结的很好：依赖文德而不明武备。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必教而后刑，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治国理念。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成为西伯，直至与殷纣王分庭抗礼，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政化大行。

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河鱼图》）最后，黄帝决定用武力来回击蚩尤的挑战，于是爆发了以黄帝为首的华夏族和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之间的激烈的部落冲突，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帝与蚩尤之战。他比较了善政与善教，阐述二者的关系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如果用仁德去教导民众，启发他们的道德自觉，同时又用礼去规范他们的行为，民众的行为就能合乎社会的规范，达到社会的和谐。武字原本是为了消灭武力的，黄帝时代发生的那么多战争并非黄帝所愿，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起来以战争消除战争。

《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语云：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国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简单地说孔子通过对《韶》《武》之乐的评论提出了一个评论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尽善尽美。

孔子认为，统治者首先应当为政以礼，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说明中国的礼教传统是融宗教、法律、风俗、礼仪为一体的治道体系，其中教化与刑罚为基本的治国手段。

《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日未有慎事，言必教以刑也。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皇疏：文武之道，谓先王之道也。

《说文》：文，错画也。礼教和刑罚在发展演变中逐渐走到了一起，到三代时已经互相配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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